——一个宋代文学常见话题的考索
 
内容提要 “二十四番花信风”的说法,最初并非出于南朝宗懔的《荆楚岁时记》,而是南唐徐锴的《岁时广记》。两书都被简称《岁时记》,后者又早已失传,因而后世遂将本属徐锴《岁时广记》有关花信风的说法误属《荆楚岁时记》。徐锴《岁时广记》只称“花信风”,本指三月鲜花盛开时的风候,其义重在风信,而非花信。稍后出现的“二十四番花信风”,最初所指也主要是清明时节的风信。北宋中期以来遂有初春至初夏,以梅花为首、楝花为尾共二十四番花信风的说法,但具体是哪些名目宋人已莫得其详,或者本就是一种模糊说法。综观宋元明清的文献材料,所谓“二十四番花信风”中真正可以确认的也只梅花、杏花、海棠、楝花等少数几种。明初王逵提出了完整的二十四番花信风的名目及其象数学依据,影响甚大,后世所说一出于此。但该说将花信风的起始时间上推至小寒,不仅与宋人有关花信风起于初春的说法不合,而且所说小寒、大寒两气的几种花信与实际花期误差明显。

关键词 “二十四番花信风”  花信  花卉  物候

  在古代物候学知识中,“二十四番花信风”是一个广为人知的说法。所谓花信风,实际是指春天应花期而至的风,属于物候学中的风候一类,但由于其中包含了明确的花卉信息,也被视为园艺方面的花历月令。有关记载由来已久,古代类书、农学圃艺著作多见编录,尤其是明清时期,几乎所有农时月令类著述和通行类书都编载此说,扩大了这一说法的影响。但是披览有关资料,却不难发现,有关文献出处和具体内容都有很多值得怀疑的地方,包含不少误解和讹传,有必要谨慎对待。

  一、“花信风”之说不出《荆楚岁时记》

  首先是文献出处。现在流行一种说法,认为花信风之说出自南朝宗懔的《荆楚岁时记》,如张福春《花信风与我国公元六世纪气候的重建》一文[1],即持此观点,并以此为据证明我国南朝梁时的气候状况。但《荆楚岁时记》未见“二十四番花信风”或“花信风”的内容,今所见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宋金龙校注本《荆楚岁时记》,收辑佚文最为严谨详备,其中也未见“花信风”之类的内容。张福春氏论文并未给出所据《荆楚岁时记》的具体版本,笔者不能妄为猜测,但这一观点决非其首创,而是谬种流传,其来有自。从明代中叶以来,就有不少编类、杂纂类著作把“二十四番花信风”的说法归属《荆楚岁时记》,如明杨慎《丹铅总录》(杨慎《升庵集》卷八○,《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蒋以化《花编》卷一(《四库未收书辑刊》本)、徐应秋《玉芝堂谈荟》(《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一九、王路《花史左编》卷五(《四库存目丛书》本)、清康熙年间陈元龙《格致镜原》(《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三编录“二十四番花信风”的详细名目,均直称《荆楚岁时记》所载。受此影响,如今人们提及此事,也不乏以讹传讹。如《辞海》,所见台湾1983年增订本“二十四番花信风”释义即有如此引证:“《荆楚岁时记》:‘始梅花,终楝花,凡二十四番花信风。’”[2]。现代网络上类似的说法更是不胜枚举。何以有此误传,追根溯源,还得从“花信风”最初的文献记载说起。

  现存有关“花信风”最早的明确解说见于南宋程大昌《演繁露》卷一:“花信风:三月花开时风,名花信风。初而泛观,则似谓此风来报花之消息耳。按《吕氏春秋》曰,春之得风,风不信则其花不成,乃知花信风者,风应花期,其来有信也。(徐锴《岁时记·春日》)”这段文字显然是摘录旧籍所载。值得注意的是,所标《岁时记》不是南朝宗懔的《荆楚岁时记》,而是徐锴所著。这一出处说明还可从稍后高似孙《纬略》(《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中得到佐证,该书卷六“花信麦信”条:“徐锴《岁时记》曰:‘三月花开,名花信风。’”与程大昌所引意思完全相同,唯文字节略稍稍异。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程氏《演繁露》与高氏《纬略》都以引据确凿,考证精审著称,两书所称引自徐锴《岁时记》,应属可信。徐锴(920-974),仕南唐,与兄徐铉齐名,精于小学。据陆游《南唐书》卷五徐锴传记载:“(锴)著《说文通释》、《方舆记》、《古今国典》、《赋苑》、《岁时广记》及他文章凡数百卷。”北宋王尧臣等《崇文总目》、南宋尤袤《遂初堂书目》均著录其《岁时广记》,但不出撰者与卷数,绍兴间郑樵《通志》卷六四:“《岁时广记》一百十二卷,徐锴撰。”章如愚《群书考索》卷五五:“南唐徐锴撰《岁时广记》,掇古今传记并前贤诗文,随日以甲子编类,凡时政、风俗、耕农、养生之事悉载。”可见是按岁时编类风俗、农事等文献资料的大型专题类书。从程氏《演繁露》可知,有关花信风的说法属于该书“春日”门类中的内容。

  遗憾的是,徐锴《岁时广记》早已失传,无从查证。该书成书于刻版印刷渐起的五代,而规模也属不小,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均未见著录,表明宋时未能刊刻印行,因而流布极为有限。检索《文渊阁四库全书》,唯见程大昌《演繁露》引两条(高似孙《纬略》一条同)、《说郛》所辑林洪(生活于宋理宗朝)《山家清供》引一条[3]。成书于理宗宝庆(1225-1227)、绍定(1228-1233)间的陈元靓《岁时广记》四十二卷,名称和性质都与徐锴所纂完全一致,书中按岁时节序备录有关内容,于南朝宗懔《荆楚岁时记》、唐韩鄂《岁华纪丽》、宋吕希哲《岁时杂记》、陈钦甫《提要录》等岁时月令书都大量抄辑,而独于徐锴此书却未见一条直接采录,仅有的一处提及该书,也属转抄《艺苑雌黄》中语[4]。此后再未见有人指名征引,可见至迟元时此书已湮没不名。而南朝宗懔的《荆楚岁时记》由于唐代《艺文类聚》、《北堂书钞》、《初学记》,宋代《太平御览》、《锦绣万花谷》等大型类书的广为摘引辑抄,广为人知,影响甚巨,诸书引载对其书名也常简称《岁时记》。正因此,后人转引本属徐锴《岁时广记》的文字,多因性质与书名相近而多想当然地视作《荆楚岁时记》的内容,导致了有关“花信风”这一说法文献出处和所属时代上的长期讹传。其实根据宋人的记载,“花信风”的说法最早见于南唐徐锴《岁时广记》“春日”类,此前各类文献以及稍后宋初《太平御览》、《太平广记》等书均未见缀及相关内容,而“二十四番花信风”的说法出现更在其后。

  二、“花信风”与“二十四番花信风”

  由徐锴《岁时广记》对“花信风”的解释,势必引出一个新的问题。徐氏所说极为简明:“花信风,三月花开时风,名花信风。”所谓“花信风”,从时间上说是在三月花开这一特定的时节,与后世所谓“二十四番花信风”历时四个月八气二十四候,每候五天一花信,共计百一十二天这样一个漫长的时间过程相去甚远。显然两者含义并不相同。那么哪一种说法更可信呢?笔者反复披览宋代有关材料,发现整个“花信风”的有关说法有一个不断演变和丰富的过程。就现存文献资料看,徐锴《岁时广记》的说法无疑是最原始的[5],值得重视。

  根据他的意思,“花信风”不是花信,而是风信,所指是三月间百花盛开时应信而起的风候。以廿四节气推比,时间大约在仲春清明时节。事实上宋人作品中,凡笼统称花信风者多属描写清明前后的风光。宋代较早提及花信风的,如梅尧臣《观刘元忠小鬟舞》:“桃小未开春意浓,梢头绿叶映微红。君家歌管相催急,枝弱不胜花信风。”[6]以娇嫩之桃枝喻舞伎,但未始不是为写当时风景,所谓花信风正是桃花欲开未开时。黄庭坚《次韵春游别说道二首》其一:“愁眼看春色,城西醉梦中。柳分榆荚翠,桃上竹梢红。燕湿社翁雨,莺啼花信风。”[7]说的是春社(立春后第五个戊日)前后,以二十节气计算,在春分至清明前。慧洪《赠胡子显八首》其七:“弄晴雨过秧针出,花信风来麦浪寒。”[8]王执礼《锦溪次赵令韵二首》其二:“困人天气近清明,花信风来拂面轻。”[9]是江南一带清明前后的风光。这些描写都与徐锴《岁时广记》中“花信风”的概念相吻合,时间在清明前后,所写都重在风信,而非花信。也有一些作品指明三月花信风的。南宋初俞处俊《搜春》:“千林欲暗稻秧雨,三月尚寒花信风。”[10]金初宇文虚中《春日》:“北洹春事休嗟晚,三月尚寒花信风。遥忆东吴此时节,满江鸭绿弄残红。”[11]这里的花信风所指显然都重在“风信”,类似的例子并没有见于正月、二月等月份,这说明花信风主要属三月特有的节候。有一个北宋末年的例子明确地证明了花信风短暂的季节性。徽宗大观年间家住开封的晁说之在明州(今浙江宁波)任上送友人檀宗旦赴京城(开封),诗中有句:“花信风里怜梅雨”,诗人特别注明“京师有花信风”[12],诗人预想友人到达京城时正赶上那里的花信风,而此时诗人滞留的江南应是梅雨连绵的天气。显然所说花信风是当地一个特定时节的气候,时间应在江南的梅雨季节,与徐锴所说的“三月”或清明时节有些偏后,但考虑到开封地处河南,这一“时间差”也就不难理解了。

  与此同时“二十四番花信风”的说法也已出现,但有趣的是,所指也多属清明时节的气候与风光。根据现存宋代文献资料,“二十四番花信风”的概念最早见于北宋晏殊的诗歌:“春寒欲尽复未尽,二十四番花信风。”[13]此诗题目不明,通篇不存,只余此残句,难以确定具体写作时间,但从上句春寒欲尽未尽之意,可知所写应是清明时节,而且重点也在强调春风之料峭。这里所谓“二十四番花信风”,显然并不是象后世所理解的通言四个月二十四候气候,而是专指带给人们“春寒欲尽复未尽”这一感觉或者导致这一节令特征的风候。稍后越州知州张伯玉《小楼独酌》:“老去春来事事慵,春阴独酌小楼中。一千里色江南岸,二十四般花信风。”[14]此诗作于英宗治平元年(1064),具体日期不明,但所写江南阴霭溟蒙,千里一色的风景应当春之中盛,与晏殊所说正是同时之景。这两个北宋早期的例子特别值得重视。

  此后类似的例证还有不少,如徽宗朝周彦质《宫词》百首:“宫嫔春昼步庭前,曲砌轻风??柳绵。二十四番花信后,融怡还作困人天。”[15]诗中所咏柳絮飘绵,正是寒食、清明前后的典型景象,而称“二十四番花信”刚了,说明这一概念所指正是清明前后的一段时期。南宋魏了翁《二月十九日席上赋四首》其四:“年光又见一百五,春意才余十二三。节物催人浑不觉,漫随白堕看红酣。”《翌日约客有和者再用韵四首》其一:“柳梢庭院杏花墙,尚记春风绕画梁。二十四番花信尽,只余箫鼓卖饧香。”[16]这两首诗写作时间前后相连,季节定位更为明确,在夏历二月中旬、寒食节后,而此时“二十四番花信”刚刚结束。宋末周密《小酌》:“禁烟时节燕来初,对此新晴釂一壶。二十四番花信了,不知更有峭寒无。”[17]何应龙《晓窗》:“桃花落尽李花残,女伴相期看牡丹。二十四番花信后,晓窗犹带几分寒。”[18]这些诗中所写风景,时间都在清明前后,所谓“二十四番花信”,所言都重在一时春色,而远非数月二十四番风光。

  宋元诗歌中还有一个流行的诗词对偶值得玩味。北宋江西诗人徐俯:“一百五日寒食雨,二十四番花信风。”[19]吴则礼《东风第一枝》:“对一百五日风光,二十四番风信。”[20]南宋刘一止《比过石壁,访王元渤舍人,欲观棋战,闻同鱼轩出游,独与戎琳二师对语久之,明日元渤有诗见贻,次韵奉酬》:“一百五日天气近,二十四番花信来。”[21]楼钥《山行》:“一百五日麦秋冷,二十四番花信风。”[22]金张公药《寒食》:“一百五日寒食节,二十四番花信风。”[23]元释善住《遣兴五首》其四:“一百六日寒食雨,二十四番花信风。”[24]值得注意的是,这几例数字对句,所写也多明确是清明时节的景物。

  上述这些例证,不能不使我们对“二十四番花信风”的含义产生新的想法,至少我们可以有这样两种揣测:

  一是“二十四番”可能是一个序数。上述这些诗句描写清明前后风景,虽然对仗巧妙,意思却近乎合掌,所谓“二十四番”实际作用与“一百五日”或“一百六日”一样,也倾向于是指称清明这个节气。众所周知,所谓“一百五日”、“一百六日”,作为寒食、清明的别称,是从冬至开始计算的,而花信风之被称为“二十四番”,或者说花信风与“二十四番”这个数字的联系,是否也有可能是缘此而来的,或者说也是如此计算的。全年三百六十天,计二十四气七十二候,由冬至向后计二十四候,是清明“三候”的最后一候,“一百五日”与“二十四番”联言,一称清明之始,一指其尾,合而言之代表整个“清明三候”。

  二是“二十四番”是花信风的数量,但不是实指,而只是一个夸张的习惯说法。将“二十四番”理解为序数不免有些牵强,因为“二十四番”毕竟是一个语义很明确的数量词,除非特定的语境,很难就视其为指第二十四番。这就带来了第二个可能性,所谓“二十四番”并不是按五日一候,连续二十四候的意思,甚至不必拘实就认为有“二十四番”风信,最初可能只是表示清明或三月时节春风频仍,花开季节连番出现的一个夸张说法而已。我们也可以找到这样一些极端的例子,如南宋韩淲《走笔答上饶》:“闲花羞对去年丛,君正青春我秃翁。夜来一阵催花雨,二十四番花信风。”[25]末句引用“二十四番”这一固定说法,描写的就只是当夜“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的情形与感受。

  上述结论,只是我们从大量有关诗词描写中得出的猜测,遗憾的是宋元时期未见有明确的论说作佐证,文学语言的随意性、模糊性,也使这两种理解很难完全坐实。但这其中有一点是肯定的,无论是“花信风”还是“二十四番花信风”,人们言其景色大多与清明节紧密相关,事实上也正是如此,清明前后才是姹紫嫣红,春色最为烂漫的季节,由此也使我们进一步感受到徐锴“三月花开时风”这一花信风最早定义的可靠性和合理性。

  三、江南“二十四番花信风”

  北宋后期以来,另一个关于“二十四番花信风”相对明确的说法开始出现并流行起来。我们看这样三段文字: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一七:“《东皋杂录》云:‘江南自初春至初夏,有二十四风信,梅花风最先,楝花风最后。唐人诗有“楝花开后风光好,梅子黄时雨意浓”,晏元献有“二十四番花信风”之句。苕溪渔隐曰:徐师川一联云‘一百五日寒食雨,二十四番花信风’。”

  周煇《清波杂志》卷九:“江南自初春至首夏,有二十四番风信,梅花风最先,楝花风居后。煇少小时尝从同舍金华潘元质和人《春词》,有‘卷帘试约东君问,花信风来第几番’之句。”

  陈元靓《岁时广记》(《续修四库全书》本)卷一:“《东皋杂录》:江南自初春至初夏,五日一番风候,谓之花信风,梅花风最先,楝花风最后,凡二十四番,以为寒绝也。后唐人诗云‘楝花开后风光好,梅子黄时雨意浓’,徐师川诗云‘一百五日寒食雨,二十四番花信风’,又古诗云‘早禾秧雨初晴后,苦楝花风吹日长’。”

  上述三条材料依其编纂时间排列,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最早,自序署乾道三年(1167),周氏《清波杂志》其次,时人跋署绍熙四年(1193)。《岁时广记》约理宗宝庆、绍定间(1223-1233)成书。上述三条中两条转抄《东皋杂录》,以《苕溪渔隐丛话》所引更为可靠,不仅因为时间在前,胡仔著述严肃,还在于所见这段文字中引文与自己的补充内容两者划分清晰,所引文字应属孙宗鉴《东皋杂录》的原话。《东皋杂录》十卷,已佚,《说郛》等丛编中有少量辑存,另宋元子部、集部著作如《苕溪渔隐丛话》多有采撷,所见内容以游历纪闻、史迹考辨和诗文品鉴为主,属笔记类著作。孙宗鉴(1077-1123),字少魏,开封尉氏(今属河南)人,哲宗元祐三年(1088)进士,历任滁州教授、开封府学博士、海州教授,徽宗政和间曾任湖南转运判官,宣和元年(1119)任中书舍人等职[26]。孙氏这番花信风的记载不辨是得诸故籍载记,还是个人闻见实录,时间当在徽宗朝后期,或即政和间任职江南或宣和后期病休闲居时。周煇(1127-1198以后),与陆游同时人,所说得之“少小时”,是高宗绍兴年间,与孙宗鉴的时代前后相接。两人的说法又如此一致,可见是比较确凿的。

  这一说法究竟起于何时?遗憾的是相关资料缺乏,黄裳(1044-1130)《梅花》一诗也许提供了一些更早的信息:“素呈天巧未教青,云酿寒时一望眀。且得少阳通好信,不消孤笛送新声。绛绡捧蕊谁妆就,金粟含须自缀成。最是百花难比处,只承风信已知名。”[27]黄裳,南剑州剑浦(今福建南平)人,四十岁前主要生活于福建。诗中没有明确提到“二十四番花信风”,但结尾两句包含了梅花为花信风之始的意思。此诗写作年代很难确定,但全诗立意、笔法都比较浅显,应属早年的作品,大约在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而以花信风之始来赞美梅花,说明这一说法早已广为人知。因此可以保守地说,以梅花为首的“二十四番花信风”的说法最迟可能在熙、丰年间的江南一些地区比如黄裳的故乡就已流行。

  与晏殊等人诗词只是笼统涉及不同,《东皋杂录》等记载有了一些明确具体的说明。与徐锴《岁时记》相比较,这一说法更是有了不少新的变化。主要有这样三点:(一)徐锴为五代南唐人,所述“岁时”应以南唐辖地为主,当时人们多笼统称为“江南”。但徐锴的定义中并未明确指属江南,前节我们所引有关花信风的诗句也是南方与北方都有所见,而《东皋杂录》所说指明是“江南”一方之事。(二)徐锴所说花信风在三月,属一个特定时节的物候,而《东皋杂录》等都言“自初春至初夏”,有“二十四番”,从梅花到楝花,时间跨度远非一个节候,或一个月,而是整个春天以至于初夏。这一说法,在南宋以来的诗词作品中,更是频频可见。如陆游《芳华楼赏梅》明确指明:“一春花信二十四。”[28]周紫芝《立春日雨中三绝》其一:“花信未从风里得,丰年先自雨中知。”[29]方岳《立春都堂受誓祭九宫坛》其二:“辇路香融雪未干,鸡人初唱五更寒。琼幡第一番花信,吹上东皇太乙坛。”[30]方回《上元立春》:“华灯彩胜两逢迎,美景良辰未易并。花信风初回肃杀,柳梢月岂异承平。”[31]都是说立春为花信风之始。(三)徐锴所说重在风信,实指三月春花盛开时节的风候,故称之“花信风”。而改称“二十四番”,以五日一番,且以一花作标志,如视“二十四番”都为风信已不合理,因此其作用也就转为重在标示花信即“二十四番花信”的次序上。如高似孙《纬略》叙说“花信风”多简称“花信”,而非“信风”,引证的诗句也多是花信之义如梅信、桃信之类[32],明清时更是视“二十四番花信风”为花事月令性质的内容。

  何以有这种转变,其中最关键的因素是“二十四番”。最初可能如我们前面的推测,只是一个自冬至起算,指称清明节的时间序数,或者是关于清明时节春风频繁的夸张说法而已,但这一明确的数量词这很容易被理解为花信风的数量。事实上,就在“二十四番花信风”这一说法出现的不久,即看到一些问讯信风多少番的例子,比晏殊稍晚的梅尧臣《送楚屯田知扶沟》:“客亭多少路,花信几番风。”[33]徽宗年间崔鶠:“清明烟火尚阑珊,花信风来第几番。”[34]描写的时间虽然都不出清明前后,但这种问讯方式就倾向于“二十四番”的数量意义。正是这一感觉,使本来只是表示大致时间范围或夸张之意的“二十四番”,逐步被理解为花信风的实际数量。而在春色来早,物华繁茂的江南地区也很容易令人产生群芳竞逐次第来的感觉。孙宗鉴的记载无疑是这方面最明确的说法,此后也即从南北宋之交开始,人们心目中的花信风,已由梅花发端,贯穿整个春季。

  由此出发,陈元靓《岁时广记》进一步加进了“五日一番风候”的说明。陈元靓,福建崇安人,史书无载,事迹不详,另编有《事林广记》,属民间百科类书,宋元至以来坊间传刻颇多。所引《东皋杂录》,应属转述其意,兼融了《苕溪渔隐丛话》的内容,所引古诗不知所属,或为个人偶记之时人作品。同样所谓“五日一番风候”的说法,也可能融入了自己的见闻和理解。但也正是这一解释,暴露了这一说法的内在矛盾。根据这一说法,从初春到初夏,如果只计春天一季六气,只有十八番。如果从立春起计满二十四候,则要延续到立夏与小满两气,涵盖整个初夏一个月,虽然从时间上仍不妨称为“自初春至初夏”,但又与最后一个花信的楝花——通常在谷雨至立夏前后盛开的物候不吻合。陈元靓《岁时广记》没有意识到这一漏洞,可见只是简单地缀合抄贩故籍旧载而已,并未认真推究考辨。遗憾的是,上述诸家记载除梅花、楝花首尾两风信外,其它花信名目均未言及,难以排比推究。但由此也使我们感觉到,从《东皋杂录》开始,到陈元靓《岁时广记》完成的这套“江南初春至初夏”“五日一番”,共计“二十四番花信风”的说法,早在宋代即莫得其详,或者本就只是仿佛之言,并不可以完全当真,一一推究落实的。

  四、明人“二十四番花信风”

  今所见完整的“二十四番花信风”名目始见于明初王逵《蠡海集》,后世有关“二十四番花信风”的整套说法都出于此。《蠡海集·气候类》(《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二十四番花信风者,盖自冬至后三候为小寒,十二月之节气,月建于丑。地之气辟于丑,天之气会于子,日月之运同在玄枵,而临黄钟之位。黄钟为万物之祖,是故十一月天气运于丑,地气临于子,阳律而施于上,古之人所以为造历之端。十二月天气运于子,地气临于丑,阴吕而应于下,古之人所以为候气之端,是以有二十四番花信风之语也。五行始于木,四时始于春,木之发荣于春,必于水土,水土之交在于丑,随地辟而肇见焉,昭矣。析而言之,一月二气六候,自小寒至谷雨,凡四月八气二十四候。每候五日,以一花之风信应之,世所异言,曰始于梅花,终于楝花也。详而言之,小寒之一候梅花,二候山茶,三候水仙;大寒之一候瑞香,二候兰花,三候山矾;立春之一候任春,二候樱桃,三候望春;雨水一候菜花,二候杏花,三候李花;惊蛰一候桃花,二候棣棠,三候蔷薇;春分一候海棠,二候梨花,三候木兰;清明一候桐花,二候麦花,三候柳花;谷雨一候牡丹,二候酴醿,三候楝花。花竟则立夏矣。”

  在这段之前,是一则关于“三建”的解释:“三建:虽曰天开于子,地辟于丑,人生于寅。然却但以冬至为一建,小寒为二建,大寒为三建也。何以知其然也?盖造历始于冬至,察天气也;候花信之风始于小寒,察地气也;辨人身之气,始于大寒,以厥阴为首,察人气也。岂非三建之气,只在于立春之前也欤。”据《四库全书总目·〈蠡海集〉提要》考证,王逵为钱塘人,主要生活于明洪武、永乐间,“家极贫,无以给朝夕,因卖药,复不继,又市卜博”[35],《蠡海集》一书正是这类文人常见出手的阴阳五行、象数一类杂说。把上引两段解说结合起来考察,有这样几点值得注意:

  (一)与前节所引宋人花信风之说不同,王逵之说不属一般闻见记录,而是出于其象数学的整套观念。他论述夏、商、周历法“三建”,有所谓“冬至为一建,小寒为二建,大寒为三建”的独特理解。正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联系“地辟于丑”的传统象数知识,得出“花信之风始于小寒”的认识。(二)在这一理论基础上,他的“二十四番花信风”以小寒为起点加以推演,解决了宋人以初春为起点,在春季六气中以五日为一候计算“二十四番信风”的不足。(三)王逵承认所谓“二十四番花信风”的具体名目“世所异言”,只“始于梅花,终于楝花”这一点比较一致。(四)王逵也没有交代他的这套名目的来源,既称“世所异言”,王逵这套的具体依据就值得怀疑,至少应该包含其本人的辨别取舍与折衷整合,或者完全出于一己之见也未可知。

  王逵之说的最大问题尚不在出处不明,而是以小寒为起点的“二十四番花信”编列,尽管有邵雍“天开于子,地辟于丑,人生于寅”一类象数知识作支撑,四库馆臣就因此认为“最有条理,当必有所受”[36],但与宋人“自初春至初夏”的说法相矛盾。我们发现,宋人作品中言及花信风,也有类似的象数学思考,但也与王逵不同。南宋绍兴间王洋《春苦风雨》诗:“东君始造家,积累亦不细。一从潜阳兴,黄钟本根蒂。二十四信风,以此有红翠。如何纵飘败,不作苞桑计。”[37]据宋人易学象数的基本知识,“阳气自十一月渐升,冬至之日萌于黄钟之宫”[38],王洋认为,二十番花信,正是阳气敷布的表现,而阳气的积累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其始源在于黄钟,按照宋人的普遍观点,正是冬至所在的十一月,“于律为黄钟,于历为建子之月”[39]。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只认阴阳之剥复,因而把二十四番风信归元于冬至及所在的十一月,这与后来王逵“始于小寒”的说法明显不同。尽管王洋远从春阳初萌说起,但开篇“东君”(司春之神)云云,显然在其心目中,二十四番风信仍统属春天的范畴,这正是宋人的基本观念。

  王逵的说法不仅与宋人相矛盾,也与所说诸花的实际花期难尽吻合。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小寒、大寒二气中的梅花、瑞香等花信,即使是放在王逵生活的钱塘(今浙江杭州),以明初与今天大致相同的气温条件,都比实际花期大大提前了。而且如果以五日为一番,从梅花到楝花实际经历的时间,远没有二十四番即四个月的跨度,大约相差两气即一个月或六番的时间。因此无论宋人所说的从“初春”起算,还是王逵所说的从前年小寒起算,数足二十四番(候),与实际花期相比或前或后都要超出一个月的时间。这是所谓“二十四番花信风”以五日一候排满二十四番最可值得怀疑之处。

  尽管王逵这套说法于古无征,也不尽切实,但影响极大。后世有关“二十四番花信风”的完整说法多出于此,只是大多错把它归属《荆楚岁时记》而已。不仅如此,明以来花卉圃艺类著述中有关冬春两季的花卉月令编制多有明显化用其花信序次的痕迹。如明万历间陈诗教《花月令》中十二月、正月、二月、三月的花信名目和次序与“二十四番花信风”基本相同[40]。程羽文《花历》是在陈诗教《花月令》的基础上稍作调整而得,在“十一月”条下增加了“花信风至”一目[41],这也显然是采用王逵花信风起于小寒的观点。

  总  结

  总结上面的论述,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所谓“二十四番花信风”的说法,最初并非出于南朝宗懔的《荆楚岁时记》,而是南唐徐锴的《岁时广记》。两书都被简称《岁时记》,后者又早已失传,因而后世遂将本属徐锴《岁时广记》有关花信风的说法误属《荆楚岁时记》。徐锴《岁时广记》只称“花信风”,本指三月鲜花盛开时的风候,其义重在风信,而非花信。稍后出现的“二十四番花信风”,最初所指也主要是清明时节的风信。北宋中期以来遂有初春至初夏,以梅花为首、楝花为尾共二十四番花信风的说法,但具体是哪些名目宋人已莫得其详,或者本就是一种模糊说法。综观宋元明清的文献材料,所谓“二十四番花信风”中真正可以确认的也只梅花、杏花、海棠、楝花等少数几种。明初王逵提出了完整的二十四番花信风的名目及其象数学依据,影响甚大,后世所说一出于此。但该说将花信风的起始时间上推至小寒,所说小寒、大寒两气的几种花信与实际花期误差明显,而且与宋人有关花信风起于初春的说法不合,有必要区别对待。

  (本稿有删节,全文将载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阅江学刊》2010年第1期《植物审美文化研究》专栏。2009年10月月9日作者谨记。)

  注释:

  [1]张福春《花信风与我国公元六世纪气候的重建》,《地理研究》1999年第2期,第143-147页。

  [2] 台湾中华书局辞海编辑委员会《(最新增订本)辞海》上册第212页,台湾中华书局1983年版。

  [3] 《山家清供》“百合面”,《说郛》卷七四上,《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 陈元靓《岁时广记》卷八“望白云”条:“修真入道秘言曰:以立春日清朝北望有紫绿白云者,为三元君三素云也。三元君以是日乘八舆上诣天帝子,候见,当再拜自陈,某乙乞得给侍轮毂三过。见元君之辇者,白日登天。《岁时广记》载此事:臣锴举场尝试《立春日望三素云诗》,盖取此也。苏子容作《皇太妃阁春贴子》云:万年枝上看春色,三素云中望玉晨。许仲尤作《皇帝阁春贴子》云:三素飞云归北极,九农星正见南方。”此条内容,《诗话总龟》后集五〇、《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五所引均标明为《艺苑雌黄》语,陈氏所辑或即从两书过录。

  [5]检《全唐诗》及陈尚君《全唐诗补编》,“花信”二字极少见,而“花信风”之义仅《全唐诗》收有陆龟蒙残句“几点社翁雨,一番花信风”一联涉及。该联辑自南宋陈钦甫《提要录》“社翁雨”,引此句作陆龟蒙诗,见祝穆《事文类聚》前集卷七。另潘自牧《记纂渊海》卷二也作陆龟蒙句。然稍早些的《锦绣万花谷》卷一、卷三引作黄庭坚诗。更早的北宋惠洪《冷斋夜话》卷四称黄庭坚作诗用方言俗语,举其诗句“一霎社公雨,数番花信风”,既然“社公雨”云云为方言俗语,自不当早见于陆龟蒙诗。可见“社翁雨”、“花信风”诗联,应属黄庭坚诗句,而误属陆龟蒙。

  [6]《全宋诗》第5册第326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1998年版。

  [7] 《全宋诗》第17册第11674页。

  [8]《全宋诗》第23册第15312页。

  [9]《全宋诗》第65册第41070页。

  [10]《全宋诗》第33册第21248页。

  [11]元好问《中州集》卷一,《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2]晁说之《送檀守赴阙》:自注:“京师有花信风。”《景迂生集》卷四。

  [13]《全宋诗》第3册第1967页。

  [14]《全宋诗》第7册第4736页。

  [15]《全宋诗》第17册第11297页。

  [16]《全宋诗》第56册第34943页。

  [17]《全宋诗》第67册42508页。

  [18]《全宋诗》第67册第42014页。

  [19]《全宋诗》第24册第15841页。

  [20]孔凡礼《全宋词补辑》第15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21]《全宋诗》第25册第16694页。

  [22]《全宋诗》第47册第29449页。

  [23]元好问《中州集》卷二序引,《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4]释善住《谷响集》卷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5]《全宋詩》第52冊第32733頁。

  [26]许翰《朝奉大夫充右文殿修撰孙公墓志铭》,《襄陵文集》卷一一,《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7]《全宋诗》第11册第11054页。

  [28]《全宋诗》第39册第24448页。

  [29]《全宋诗》第26册第17225页。

  [30]《全宋诗》第61册第38274页。

  [31]《全宋诗》第66册第41607页。

  [32]高似孙《纬略》卷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3]《全宋诗》第5册第3260页。

  [34]《全宋诗》第20册第13484页。

  [35]《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二二,中华书局1965年版。

  [36]《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二二《〈蠡海集〉提要》。

  [37]《全宋诗》第30册第18918页。

  [38]倪天隐《周易口义》卷一,《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9]司马光《温公易说》卷一,《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0]称《花月令》者,今所见有两种:一见陈诗教编著、陈继儒删定《灌园史》今刑前,明万历刻本,该书卷首有万历四十四年(1616)陈继儒等人序。另一见王象晋《二如亭群芳谱》卷首,《中国本草全书》影明天启刻本。《群芳谱》所载题下署“灌园野史”,或即指《灌园史》。两种文字大同小异,小异处或为陈继儒删定时所改。

  [41]程羽文《花历》,《古今图书集成》博物汇编?草木典卷一一,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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