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1891—1962)

“应该”

  他也许爱我,——也许还爱我,一
  但他总劝我莫再爱他。
  他常常怪我;
  这一天,他眼泪汪汪的望着我,
  说道:“你如何还想着我?
  想着我,你又如何能对他!
  你要是当真爱栽,
  你应该把爱我的心爱他,
  你应该把待我的情待他。”
  他的话句句都不错:--
  上帝帮我!   
  我“应该”这样做!

    1919年3月20日

我们的双生日(赠冬秀)

  九年十二月十七日,即阴历十月初八日,是我的阳历生日,又是冬秀的阴历生日。

  他干涉我病里看书,
  常说,“你又不要命了!”
  我也恼他干涉我,
  常说,“你闹,我更要病了!’
  我们常常这样吵嘴,——
  每回吵过也就好了。
  今天是我们的双生日,
  我们订约,今天不许吵了.
  我可忍不住要做一首生日诗。
  他喊道,“哼,又做什么诗了!”
  要不是我抢的快,
  这首诗早被他撕了。

  胡适是中国新文学发轫者之一,倡导和写作新诗也以他为最先,他的《尝试集》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个人诗集,他可称为开一代诗风的搴旗者。

  他的诗,以社会感兴诗为最多,其次是即景抒情诗,偶而也有哲理诗与爱情诗。他的爱情诗是平淡浅白的,正如他和夫人江冬秀的婚姻生活一样。因此,要理解他的爱情诗,还得从他的身世和婚姻悦起。

  胡适原名胡供骍,又名胡嗣糜,后改名适,字适之。安徽绩溪人。父亲是清朝贡生,曾任台湾直隶州知州,但在胡适还不满五岁时,便客死厦门。父亲死后,胡适随寡母由台返乡,到四叔胡介如的学堂里念书,由此打下丁扎实的古诗文根底。

  少年时,胡适曾随母亲冯氏到德旌县旺川村姑妈家探访,被江冬秀的母亲相中,主动提出要与胡家结亲。江家是当地望族,胡家也曾为官,倒是门当户对。然而,江冬秀却大胡适一岁,两人又虎兔犯相,冯氏就婉言谢绝了这门亲事。不料,后来经胡适的叔叔胡祥鉴从中游说斡旋,冯氏又同意了。于是,这对少年男女便订下了婚约。

  次年,14岁的胡适离开家乡,到上海梅溪学堂读书。翌年,改入澄衷学堂学习。接着,再往中国公学就读。1910年7月,胡适前往北京,考中第二批庚子赔款留美学生。9月赴美,入康乃尔大学农学院攻读。后来,又进哥伦比亚大学学哲学,成了该校哲学系系主任杜威的门徒。从此,他信奉实用主义。1917年获哲学博士头衔。

  在美国,才华横溢的胡适曾有过两次艳遇。但是,他是一个“发乎情而止乎礼”的胆小君子,不敢拂逆母意、冲破封建意识的罗网向前跨越一步。结果,这两次艳遇都成了水中月、镜中花。

  第一次遇到的是美国女郎韦莲司(Edith clifford Williams)。她是大学教授的女儿,博学多识,感情丰富,性格狂狷,抛弃世俗偏见,不顾一切地热恋着东方英俊少年胡适。胡适也被这位多情的外国女郎感动,一股真挚的情爱从“礼”的枷锁中冲出来,不由自主地坠入情网。他先后给她写了一百几十封信,并于1916年在自己的《藏晖室札记》中约略透露道:“昨在韦女士处见吾两三年来寄彼之书一大束,借回重检读之,乃如读小说书,竟不肯放手。此中大率皆一九一五与一九一六两年之书为多,而尤以一九一五年之书为最要。吾此两年中之思想感情之变迁具于此百余书中,他处决不能得此真我之真相也。”但是,后来他在韦莲司面前终于“止乎礼”,退却了。韦莲司便前往纽约,过著浪漫蒂克的生活。韦的母亲还写信给胡适,请他劝说韦莲司。此后,韦莲司一直不曾结婚。有人说,她对胡适情有独钟,所以不论婚嫁。胡适病逝三年后,韦莲司将收藏了半个世纪的胡适给她的信全部寄给了胡适的夫人江冬秀。其中部分书信曾在台湾“胡适纪念馆”分两次展出。至于韦莲司给胡适的情书,大概也未曾散失。据说当胡适去世后,他的弟子陈屏和钱思亮打开保险柜清理文件,发现一束英文情书,捆扎得很整齐,也许,这就是韦的原物?相信这个秘密总有一天会揭开的。

  第二次遇到的是中国才女陈衡哲。她是江苏武进人,笔名莎菲,“五四”前最早觉醒的女性之一。陈衡哲在上海读书时,父亲逼她订婚,她便逃之夭夭,到乡下姑母家,靠教家馆独立生活。后来考上清华学校在上海招考的第一批留美女生,比胡适晚四年,于1914年赴美,进尼沙女子大学攻西洋史。她是位才貌双全的女子,能写小说。还写得一手好诗,从诗歌《月》中便约略可见她的才情。

初月曳轻云,
笑隐寒林里,
不知好容光,
已映清溪水。

  胡适的朋友任叔永曾将这首诗和另一首《风》一起抄给胡适,要他猜猜出自谁的手笔?胡适答道:“两诗绝妙!《风》诗我三人(任、杨及我)若用气力尚能为之,《月》诗则绝非我辈寻常蹊径。……”(《留学日记》)由此可见她的才情足以压倒须眉。

  经过任叔永的介绍,胡适与陈衡哲相识。当时,胡适正在酝酿“文学改良”,试写白话诗,却又颇受胡先骕等学友的非难。陈衡哲未与胡适谋面前,便“心有灵犀一点通”,她写信极力支持胡的主张与见解,成了胡的知音与知已,两人书信往来达四十余封。于是,情动于中,胡适对这位才女产生了深深的情意。这点从他1916年在《藏晖室札记》中记“答陈衡哲女士”的一段文字中可以看出。

  女士答吾征文书曰:“'我诗君文两无敌’(此适赠    叔永诗中语),岂可舍无敌者而他求乎?”吾答书有“细    读来书颇有酸味”之语。女士答云,“请先生此后勿再    ‘细读来书’,否则‘发明品’将日新月盛也,一笑。”吾    因以此寄之。

  不“细读来书”,怕失书中味。
  若“细读来书”,怕故入人罪。
  得罪寄信人,真不得开交。
  还请寄信人,下次寄信时,
  声明读几遭?   

  当时,他们之间友情颇深,是否发展到求爱论婚的程度,不宜妄说。只是,到头来却是任叔永与陈衡哲缔结良缘,而胡适与陈衡哲因昔日的通信,后来还闹出了一桩文字公案。事情是这样的:l934年,第26期《十日谈》上刊登了《陈衡哲与胡适》一文,说什么才女看中英俊的胡适,要求结为永久伴侣,胡适竟拒绝了这送上门来的海外艳遇,并转而将陈女士介绍给自己的好朋友任叔永了……。陈衡哲读罢此文,非常生气,与丈夫一起去找胡适,要他出面澄清。胡适给《十日谈》的编辑写了一封情,承认他与陈通信很多,对陈怀有一种很深的和纯洁的敬爱,并十分珍视他们之间的友谊,但从来没有谈到婚姻问题,还列举了三点事实作证据,对该刊全无根据的胡编乱造,提出抗议。也许,胡适与陈衡哲两人的关系确未达到论婚嫁的程度,但郎有心,女有意,却是情理中事。

  胡适留美时的两次艳遇,都未曾开花结果,说来说去都是“唯母之命是从”的观念在作祟。他虽受西方文化薰陶,思想颇解放,但骨子里却沉积着很多东方色彩的伦理道德观念。他在《留美日记》中这样写:“吾母为妇人中之豪杰,二十二岁寡,……吾母虽爱余,而督责綦严,有过未尝宽假。……”他对母亲至孝,抱着一片崇敬之心。由此,他安于命运为他作出的安排,虽远在千里之外,对母亲为他订下的未婚妻江冬秀,怀着一种传统的责任感与同情心。他不但写信劝江冬秀放足和认字,而且在日记中颇为感慨系之地写遒:“冬秀长于余数月,与余订婚九年矣,人事卒卒,轩车之期,终未能践。冬秀时往来吾家,为吾母分任家事,吾母倚闾之思,因以少慰。古诗十九首云:‘千里远结婚,悠悠隔山陂;思君令人老,轩车来何迟?伤彼兰蕙花,含英扬光辉;过时而不采,终随秋草萎。’吾每诵此诗,未尝不自责也。”

  胡适既然以母亲的意志为意志,并对未婚妻怀有如此情意,当他l917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后,便于年末回乡践约,同江冬秀完婚。他是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之一,提出了“文明结婚”的主张,还自拟自题一副大红对联贴在大门上:“三十夜大月亮,念七岁老薪郎。”(“念”,绩溪方言,与“二十”谐音。)举行婚礼那天,他西服革履,头戴礼帽,设主婚人与证婚人,改夫妇对拜为深深的三鞠躬。这下,轰动了四乡八村,宾客如云且不说,来看热闹的人竟挤了个水泄不通。

  婚后不满一个月,胡适就回北京了。这期间,他曾写《新婚杂诗》五首,刊于《新青年》(1918.4  15)上,其中第四首为:

  记得那年,你家办了嫁妆,我家备了新房,
  只不曾捉到我这个新郎!
  这十年来,换了几朝帝王,看了多少兴亡,
  锈了你嫁奁中的刀剪,改了你多少嫁衣新样,
  更老了你和我人儿一双!——
  只有那十年陈的爆竹,越陈偏越响!

  从诗中看,似乎他对妻子的情意很重。其实却不然。胡适是一位学者兼文学家,江冬秀却缠过脚,只粗通文字,两人之间恐怕只有夫妻生活,而不可能达到志同道合,心灵默契,高度相爱的境界。从胡适当时给好友胡近仁的信中,便可窥见他内心的苦痛:“吾之就此婚事。全为吾母起见,故从不曾挑剔为难。(若不为此,吾决不就此婚,此意但可为足下道,不足为外人言也。)今既婚矣,吾力求迁就,以博吾母欢心。吾之所以极力表示闺房之爱者,亦正欲令吾母欢喜耳。”后来,江冬秀打麻将成癖,一份心思全用在牌桌上,在家里也多少表现出强硬的脾气。对这些,胡适都采取以理智制约感情,尽量迁就、适应的态度,这从他稍后所写的爱情诗《应该》、《我们的双生日》(赠冬秀)中也约略露出些蛛丝马迹。

  《应该》,原来有一序文如下:“我的朋友倪曼陀死后,于今六年了,今年他的姊妹把他的诗文抄了一份寄来,要我替他编订。曼陀的诗本来是我喜欢读的。内中有《奈何歌》二十首,都是哀情诗,情节很凄惨,我从前竞不曾见过。昨夜细读几遍,觉得曼陀的真情有时被词藻遮住,不能明白流露。因此,我把这里的第十五、十六两首的意思合起来,做成一首白话诗。曼陀少年早死,他的朋友都痛惜他。我当时听说他是吐血死的。我这首诗也可以算是表章哀情的微意了。八年三月二十日。”无论《应该》的写作缘起如何,料材取自何处,只要出于写诗人之手,就或多或少,或明或暗,不可避免地会流露诗人的情绪或想法,这是一般性的常识。《应该》所表现的,是要以理智支配感情:“我”与相爱者不能结合,与不爱者却拴在一起,而相爱者反而劝“我”:“你应该把爱我的心爱她,/你应该把待我的情待他。”最后,“我”被相爱者的一片诚挚所感动,也认为“我‘应该’这样做”!即“应该”听从命运的安排,“应该”让感情服从理智——这就是《应该》一诗所“表章”的“微意”!只要将这首诗与胡适曾两次弃绝本可情融心谐的艳遇,以及固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撮合婚姻联系起来,就不难看出诗人借此而言自身唯理是从的苦衷的用心。作为哲学家的胡适,是以理性支配行动的,而作为文学家的胡适,在“唯理是从”背后,却又不免流露出莫可奈何的哀情。这后一点,才真实地表现了胡适当时的内心世界。

  《我们的双生日》(赠冬秀),是诗人夫妻生活的记实,文字明白浅显,无需解释。干涉与反干涉的争吵,自己的写诗与对方的不理解,都反映了两人之间并非心心相印的关系。也许,诗人写作此诗的本意不在于表达婚姻生活的不和谐,但他却在不自觉中透露了内心的隐痛。    也许正因为婚姻生活的不如意,l923年夏,胡适到杭州疗养时,又与曹佩声女士演出了一幕爱情悲剧。曹原名曹诚英,是胡适的远房表妹。在胡适与江冬秀结婚时,她当女傧相。那年她芳龄十七,俊秀出众。称得上四乡八町少见的美人儿。后来,她嫁给胡冠英。婚后,男的进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学习,女的入杭州女子师范念书。当时,在浙江的安徽同乡因办《安徽旅浙学会报》,要曹佩声出面请胡适写篇序,以壮声势。胡适本来就对曹佩声有好感,这次相见,发现曹越发出落得光采照人,不觉情动。据说,胡适疗养期满,离开杭州时,两人曾暗中相约,各自回去离异,然后结为伴侣。事后,曹佩声果真离了婚,胡适却又一次躬行“唯理是从”,自食其言。曹佩声受如此沉重之打击,痛不欲生,决然跑到峨嵋山,要弃绝红尘,遁入空门。在哥哥的一再劝慰和说服下,她才勉强走出庵门。而胡适的这一次艳遇,又成泡影。

  胡适的三次艳遇,三次落空,在感情上毫无所获。台湾著名学者李敖说胡适是一个内心孤独寂寞的人,此言可谓一针见血。不过,胡适却因能守住原配夫人不二色,受到时人不少赞扬——在“五四”时期,名人学者之流,弃糟糠,觅新欢的,可说是比比皆是。胡适曾说:“于家庭之事,则从东方入。”其行果如其言。

  胡适的诗歌创作,受其“作诗知说话”和“诗体大解放”的理论支配,写得明白平浅,有时爱说理,有的还打上了明显的旧诗词烙印,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总还带着缠脚时代的血腥气”。他的诗,一读就懂,但质量不高。他的爱情诗也如此。不过,他的这些不太高明的诗,产生于新诗草创时期,起到了开一代新诗风的作用,其影响是深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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