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青铜镜

扬州青铜镜

扬州青铜器

扬州青铜器

  汉代,广陵国易名江都,金属工艺传承依旧,我们可以通过2012年盱眙大云山江都王陵出土的席镇(压席之物)一窥汉代扬州金属工艺之精美。汉代人是席地而坐,席作为坐具,在人们起身和落座时,常会移动,席又容易卷角,因此,席镇的功用,就是在四角将席压住,使其服帖,席镇通常四件一组成套使用。大云山汉墓共出土错金银嵌宝石虎噬熊铜镇一组、错金银说唱俑铜镇一组、错金银虎镇一组(残存3件)、错金银虎铜镇一组(仅存1件)。四组铜镇工艺精湛,均以错金银为主体装饰工艺,十分罕见。尤其是错金银嵌宝石虎噬熊铜镇,每件铜镇器身均嵌有约50颗色彩各异的宝石,包括玛瑙、玉石、绿松石等不同材质的宝石,极其奢华,精美绝伦,世间罕见。

  铜镜在汉代得到继续发展。汉朝时,虽漆器、铁器盛行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但铜镜,由于在当时还没有其他更好的质料代替,所以有了继续发展的条件,汉代青铜镜一般是官铸,扬州是官办铸造铜镜最重要的地方之一。

  汉初,高祖刘邦封其侄刘濞为吴王,建都广陵。吴王凭借境内铜矿之丰,师商周战国青铜工艺之长,在汉的“官工业”(指冶炼和盐业)政策倡导下,广收天下能工巧匠参与青铜制作。史载,扬州城西北72里处有大铜山,仪征县西北20里为小铜山,皆为吴王铸铜之地。其时,天下铜钱一半出自广陵,青铜器也是品种繁多、质精艺良。至今扬州各地的馆藏、民间私藏数量都颇有规模。

  汉武帝时,铜镜制作废弃春秋、战国时代彝器格式的影响,提倡现实生活中新颖、活泼、富有升腾气势的纹饰,集自然草叶纹和祝福吉语为一体的铜镜应运而生。此时铜镜背纹饰表现主题内容大都以自然、天象和祈愿为主。自然指纹饰中的对称草叶、花朵等;天象以圆镜喻天、方钮座喻地、铭乳钉表支撑天地的柱子、镜钮表天地中心,取“天圆地方,点在中央”之意;祈愿指吉祥祝愿语。

  1999年,在仪征胥浦先进村出土的“西汉西王母禽兽博局镜”堪称西汉扬州铜镜的经典之作。此镜,直径11.2cm、圆形、圆钮、柿蒂纹钮座、座外方格。主纹以柿蒂方格纹、四个圆圈和博局纹分隔成四组图案,每组图案各饰两个纹样,计八个。其主纹为西王母。西王母衣领交叉,席地端坐,一只玉兔面向西王母举杵捣药。另外三组图案饰以飞禽、瑞兽,或一羽人作持物状。主纹空间补以云气纹或地草纹。纹样刻画生动自然、工艺尤其精湛。与一般汉镜八、十六连弧纹的纹样不同的是,扬州西汉镜最重要的特征是十二连弧纹。1992年国家文物局出版社发行的《中国铜镜图典》中对十二连弧纹铜镜的注明为“十二连弧纹铜镜以往均在江苏扬州出土”。

  西汉末年,王莽篡权自立新朝,在铸镜工艺与风格上,王莽新朝基本是继承汉制。1986年,在扬州市西郊蜀冈大队五号墓出土的“新莽西王母禽兽博局镜”,可见其对汉镜制作技艺的承继。此镜,圆形、圆钮、柿蒂纹钮座。座外在两个方格之间夹饰卷云纹和几何纹。主纹以四乳、柿蒂纹钮座分隔成四个区,每区各饰两个纹样,又以博局纹分隔成八个各不相同的纹饰图案。镜外缘凹面内饰双线锯齿加连珠纹带一周。主纹是衣领交叉、双手相拱、席地端坐的西王母,右侧一羽人面向西王母而跪。二区为一羽人作行走状,转颈而视一侧起飞的凤。三区为一虎站立窥视惊跑的一只羊。四区为一只瑞兽和一只笨熊相视吼叫。主纹空隙处补以云气纹或地草纹。王莽时期的铜镜纹饰表现手法仍是以阳线勾勒轮廓为主,但更加细腻工整。构图格局仍以乳珠间隔中绘制翔鸟走兽、花蕾等自然纹饰,最常见的手法是减地平雕、雄浑造型与古朴稚拙手法糅合,有明显的复古倾向。

  东汉时的铜镜镜缘放大,镜钮大于西汉铜镜,铜镜工艺纹饰更加流畅传神。浅浮雕向高浮雕发展,疏朗明快的布局给人以豁然舒展之感。传世两千多年的两汉黑漆古或皮蛋古青铜镜包浆透出的是幽幽青光,使观者在赏心悦目的同时,不由对古代能工巧匠的高超技艺表示由衷赞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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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录入:云海逸鸿    责任编辑:云海逸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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