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曾经说过:“如果我们看到的是一位真正伟大的艺术家,那末他就一定会在自己的作品中至少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质的方面。”[1]

  我国十八世纪的伟大小说《红楼梦》,是一部写阶级斗争的书。它的作者曹雪芹,以他极其敏锐的观察力和极其动人的笔墨,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他的时代,反映了他的时代的某些本质的方面,为封建地主阶级唱出了一曲绝望的挽歌,为刚刚处在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透露了某些历史要求。

  故宫博物院保存的不少有关曹雪芹的家世档案资料,是我们了解曹雪芹的家世和研究曹雪芹的创作的十分有用的材料。本文就想谈一谈读这些材料后的几点初步的认识。

时  代  问  题

  曹雪芹的时代,是康、雍、乾的时代,他的一生刚好处于明末李自成和清末太平天国两次农民大革命的高潮的中间[2],是清代封建政权相对稳定的时期。康熙在中国历史上曾经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在他统治的六十来年中,在政治和军事上,消灭了分裂割据势力,维护了国家的统一,打击了觊覦我国的殖民主义势力和侵略者,巩固了祖国的版图,形成了一个屹立于世界的强大统一的封建国家;在经济上,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兴修水利,奖励垦殖等,对当时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当然,我们不应该忘记,康熙是一个封建皇帝,他所代表的是地主阶级的利益,他所加:强的也是地主阶级的政权,他的一切措施都是为了巩固他的统治,他不过是在某些方面顺应着历史发展的趋势,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而已。因此就在康熙统治时期,封建社会固.有的种种矛盾和病创是不可能消除的,社会的各种矛盾,特别是阶级矛盾也在迅速地发展着。

  由于清初官僚地主阶级的大量掠夺土地,形成了土地的高度集中,广大农民则失去土地,流于贫困。这种土地集中的情况,从曹雪芹家庭本身也可以得到证实。雍正五年曹頫被抄家的时候,江宁织造隋赫德在《细查曹頫房地产及家人情形折》里讲到当时已经衰落的曹家,尚有“住房十三处,共计四百八十三间.地八处,共十九頃零六十七亩”,另外还有放出的银子“连本利共计三万二干余两”。按雍正时期的土地价格来算,这三万多两银子,还可以买一万多亩上地[3]。由此不难想见,当曹家兴盛的时候,该拥有多少土地了。

  与地主阶级疯狂地掠夺土地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是他们穷奢极侈的豪华生活。他们“膏腴万頃”,“一日之餐费至十余万”[4],曹寅时代的曹家,也是这样的大官僚地主家庭。康熙南巡六次,由他接驾招待了四次,实际是南京、扬州、苏州各四次,共十二次。曹寅招待康熙,当然是极尽其豪华阔綽的场面的。请看康熙在李煦的奏折上的这段批谕:“朕九月二十五日自陆路看河工,去尔等三处,千万不可如前岁伺候”。这里所提的“前岁”,就是指康熙三十八年第三次南巡,当时康熙住在曹寅的织造署里,曹寅曾奉母陛见,康熙并亲书“萱瑞堂”三字赐她。这次曹寅的接驾,竟然使三年以后的康熙还要叮嘱“千万不可如前岁伺候”,则其“伺候”的水平可以想见是十分可观的了。诸如此类的事情,在曹雪芹的家世档案史料里.还保留有很多。例如多次修建行宫,打造巨船准备接驾等等。地主阶级这种花得象淌海水一样的银子,其来源没有別的,只能是对农民的惨重剝削。

  地主阶级残酷地剝削农民和疯狂地掠夺土地,必然要激起广大人民的反抗,这在曹寅给康熙写的奏折里也有所透露。康熙四十七年三月初一日曹寅《奏报自兗至宁一路闻见車宜折》说:

  臣闻得四明山通福建,历来盗贼之巢穴。此辈皆在別省行劫,归藏山中,形迹幽秘,其来已久,以前未尝不犯.问官只向眼前现在之案,不株连根柢,故四明山巢穴,人皆不知。……

  实际上曹寅在这里报告的是一个农民反抗的根据地,这反映了当时在四明山地区农民反抗的情况。可以说这种农民对地主阶级的反抗斗争,从康熙到乾隆愈演愈烈,以至于在曹雪芹死后十来年,就爆发了山东临清的王伦起义,为清代封建政权的灭亡敲响了丧钟。

  清代前期的另一重社会矛盾,就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及其发展,逐步兴起了新的手工业、商业城市,逐步形成了市民阶层。这样,在封建社会内部,又增加了一种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新的社会力量,从而在封建社会农民与地主阶级的这一主要矛盾之外,又增加了一重新的矛盾。

  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和发展,手工业、商业城市的兴起,市民阶层的逐渐形成,在中国历史上,从明代后期起,市民运动便不断发生,到康、雍、乾的时代,从未间断。康熙五十一年,担任苏州织造的曹雪芹的舅祖李煦在奏折里就向康熙报告“江宁、镇江、扬州等府百姓”因为拒绝新督抚而于“二月十八、十九等日连日罢市”[5]。雍正四年,福州曾发生过城市贫民因缺米而在巡抚衙前示威[6]。乾隆时期,苏州和杭州也先后发生过商人罢市、拆毁公堂和聚众万人的大示威。上面这些情况,说明当时的市民运动不仅是连绵不断的,而且也是颇具声势的。这些事实,正是封建末期这一新的社会阶级矛盾的反映。

  康、雍、乾时代的另一重社会矛盾,就是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实际上就是围绕着争夺皇位的斗争。这场斗争,先是表现在皇太子胤礽的废立问题上,接着就是雍正夺得了皇位以后打击和消灭异己势力,连他父亲一朝的大臣,凡是不利于他的都不放过,曹雪芹的家就是在这一场斗争中敗落下来的。统治阶级内部这场权力和财产的再分配的斗争,不仅使一大批贵族官僚败落下来,并且促使他们在思想上发生分化,有的转向消极的佛老思想,有的转向于对这个政权及其统治思想进行批判,伟大作家曹雪芹就是属于后一种情况。

  清代的统治者为了巩固他们的统治,大力提倡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乾隆上台以后,就一再跑到曲阜去“朝圣”,并吹捧孔老二和他的思想是:“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五百年闻知之统,独衍心传,七十子悅服之诚,长垂师表”[7]。由于清初统治者这样大力提倡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在清初思想界,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又大肆泛滥。

  然而,有压迫就有反抗。正当清代统治者大力提倡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的时候,却先后涌现出了一批具有朴素唯物主义和初步民主主义思想倾向的思想家,其中比较著名的有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唐甄、颜元、戴震等等。他们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对儒家正统思想,对程朱理学,对封建专制的君主制度,对科举制度,对土地制度以至对妇女问题、民生问题等等,都提出了猛烈的批判。

  曹雪芹的《红楼梦》就是在这样激烈的社会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中产生的。在《红楼梦》中也同样反映着激烈的社会阶级斗争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特別是贯彻着对儒家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等封建正统思想的猛烈批判,和透露了正在萌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某些历史要求。

  曹雪芹之所以伟大,不在于他用动人的文笔写出众多的人物和场面。曹雪芹之所以伟大,最根本的一点,正是他对于那个时代和对他的本阶级的认识,他能透过乾隆王朝的表面强大和繁荣,尖锐地指出那个时代不是什么“盛世”而是“末世”,是“内囊却也尽上来了”,他能敏锐地预感到和尖锐地揭露出封建地主阶级已经不配有更好的命运,等待着它的,只能是“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净”的结局。曹雪芹在《红楼梦》里是接触到了封建社会里的主要矛盾——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的。小说第一回写的“偏值近年水旱不收,鼠盗蜂起,无非抢田夺地,民不安生,因此官兵剿捕,准以安身”,显然是写的农民起义。七十八回的姽婳词,直接地描写了农民起义的声势,弄得“天子惊慌愁失守,此时文武皆垂首”,简直是势如破竹,锐不可挡。尽管这首诗所反映的曹雪芹对待农民起义的态度是有问题的,他并不赞成农民起义,但这首诗客观上却反映了农民起义的声势和威力,反映了封建地主阶级在农民起义面前的束手无策。五十三回写二地主烏进孝交租,更是直接揭露了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剝削。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曹雪芹在一开始就写了一个中小地主甄土隐的破产过程,然后又集中笔力写了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没落,重点是写了贾家的没落。这样就告诉我们,在这个时代并不是偶然的个别地主家庭的败落,而是从中小地主到贵族大地主都已经面临着没落的命运,所谓“运终数尽”。自从曹雪芹在《红楼梦》里为地主阶级唱出了“忽喇喇如大廈倾,昏惨惨似灯将尽”,“好一似食尽鳥投林,落了片白茫芒大地真乾净”,这样悲凉绝望的挽歌以后,地主阶级的所谓“盛世”就再也没有了。

  尤其可贵的是,他用自己独特的方式(用所谓“假语村言”来写小说)来对当时正占据统治地位的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等封建正统思想,进行猛烈的批判,在批判中表明了自己的理想(要求个性解放,要求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反对封建的包办婚姻,反对科举制,反对皇权主义等等),从而透露出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某些历史要求。

  这些,我认为正是这个时代的本质的方面,而曹雪芹在《红楼梦》里,却对它作了深刻的描写。历史发展的进程,令人信服地证实了他对他的时代和阶级所作的预言。

封建地主阶级的叛逆者

  曹雪芹的家庭,是一个贵族官僚家庭,但又是一个奴才家世,因为他的上世很早就入了旗籍,属正白旗包衣[8],后来属“内务府”[9],是奴隶身分。曹家自从他的远祖曹世选跟随多尔袞入关以后,经过曹振彥、曹璽、曹寅和曹颙、曹頗兄弟这五代人,始终是封建皇帝的忠实奴才,但同时又是皇帝的亲信。曹家与康熙还有一重特殊关系,即曹寅的母亲孙氏,是康熙的奶妈,康熙南巡时曾称她为“吾家老人”,曹寅小时又曾当过康熙的伴读。所以曹家自曹璽开始,一直到曹頫抄家为止,先后曾当过六十多年江宁织造。曹家在江南是有相当大的家产的,由于康熙的特殊照顾,所以康熙五十一年曹寅病故后,康熙即降旨:“曹寅在彼处居住年久,并已建置房产,现在亦难迁移,此缺着即以其子连生补放织造郎中。”[10]后来康熙五十四年连生即曹颙病故后,康熙又说:“现在若迁移他的家产,将致破毁”,因此又命将曹荃的第四子曹頫过继给曹寅“并补放曹顯江宁织造之缺,亦给主事职街”[11],可见康熙对曹家是何等的关切。曹寅是一个颇有文采的封建官僚,因此在江南结交了不少著名的文人。康熙把他放在江宁织造任上,是有特殊用意的。与其说曹寅的江宁织造署是一个皇家派驻在南京的专管织造及采办等事的机构,倒不如说,它是康熙派驻在南京的一个联络机构、情报机构来得更符合事实些。实际上,曹寅给康熙写的奏折,内容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例如在政治方面,曹寅密报了四明山区农民反抗斗争的情况(见前引),康熙批谕:“知道了。已后有闻地方细小之事,必具密折来奏。”康熙四十七年九月废皇太子胤礽的事件以后,曹寅立即报告了江南地区的动态。康熙五十年的江南科场案,曹寅竟一连写了六次报告,康熙则一再批谕“再打听,再奏”。连批四次。经济方面则更是从织造事宜到两淮盐课、江南米价、平粜、承办钢觔、地方灾情、天气晴雨、收成好坏等等,无一不报。文化方面主要是了解文人们的动态和拉拢他们。例如关于熊赐履的情况,康熙四十八年三月的奏折说:

  打听得熊赐履在家不曾远出,其同城各官有司往拜者,并不接见。近日与江宁一二秀才陈武循、张纯及鸡鸣寺儈看花做诗,有《小桃园杂咏》二十四首,此其刊刻流布在外者,谨呈御览。因其不交游,不能知其底蘊。

  康熙四十八年九月熊赐履病故后,曹寅写了奏折,康熙批谕,“再打听。用何医药?临终曾有甚言语?儿子如何?尔还送些礼去才是。”于是曹寅再报告,“已送奠仪二百四十两祭过,其子已收。再探得熊赐履临终时,感激圣思,……”。甚至到康熙五十五年,曹頫继任江宁织造后,康熙还命令曹頫去照看熊赐履之子,曹頫除亲自去照看外,又送去二百两银子,“为其家盘费之资”。除了这种方式以外,康熙还让曹寅通过刊刻《全唐诗》,纂修《佩文韵府》等工作,结交了一大批文人。现存四卷《棟亭图》是最好的见证,据统计在这四卷《棟亭图》上作画和题诗的共有六十多人[12],几乎包括了康熙时代的大部分著名的诗人、学者和画家。可见曹寅结交之广,曹寅的这些活动,当然有利于康熙的统治。

  正是因为曹寅在江南起到了别人所不能起的作用,所以康熙对曹寅是十分信任和倚重的,曹寅一有病,康熙就亲批。“尔病比先何如?”“疥不宜服药,倘毒入内,后来恐成大麻疯症。出海水之外,千方不能治。小心,小心。”等等,以示关切。特別是康熙五十一年七月十八日曹寅病重的时候,康熙在李煦《奏曹寅病重代请赐药折》上批谕说:

  尔奏得好。今欲赐治疟疾的药,恐迟延,所以赐驛马星夜赶去。但疟疾若未转泄痢还无妨,若转了病,此药用不得。南方庸医,每每用补济(剂),而伤人者不计其数,须要小心。……若不是疟疾,此药用不得,须要认真。万嘱,万嘱,万嘱,万嘱。

  从这些批谕里,可以看到康熙与曹寅的关系是何等密切!不久以后,曹寅的儿子曹颙又死了,康熙也表示了极大的惋惜,后来曹頫承嗣曹寅为江宁织迭,康熙在五十七年六月初二日曹頫的请安折上批道:

  朕安。尔虽无知小孩,但所关非细,念尔父出力年久,故特恩至此。虽不管地方之事,亦可以所闻大小事,照尔父密密奏闻,是与非联自有洞鉴。就是笑话也罢,叫老主子笑笑也好。

  以上这些批谕,都十分真实地反映了曹家与康熙的关系。

  康熙对曹家是极力照顾和矜全的,所以一再让曹家的后代继职,又让李煦、李陈常代还巨额亏空,目的是想维持曹家不使败落。

  那末曹家对待康熙以至清王朝的态度是怎样的呢?从他们留下来的这些奏折来看,可以说曹寅、曹颙、曹頫父子两代三人对于清王朝是无比尽忠的,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粉身碎骨,亦难报高深于万一”(曹寅),“父病临危,频以天思未报,垂泪谆諭,命奴才尽心报国”(曹颙),“奴才惟有矢公矢慎,遵守成规,尽心办事,上以图报主恩”(曹頫)。很明显,这父子三人对于康熙以及清王朝,是“肝脑涂地”地报效的,他们是清王朝的忠实奴才。

  我们知道,曹雪芹的生年,离开曹寅的死,首尾只有三年,到雍正五年抄家时,雪芹已经是十三岁了,因此他对于他的祖父曹寅在江宁的豪华生活,即所谓“秦淮旧梦”,应该是十分熟悉的。然而雍正五年的抄家,使他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自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他的思想,影响到他对清王朝的态度。我们只要认真看一看《红楼梦》对待这个封建王朝及其统治思想的态度,对待贵族官僚地主阶级的态度,我们可以看到曹雪片对待以上问题的态度,是与他的家庭截然不同的。

  一、曹雪芹通过他的小说人物,尖锐地揭露和批判了封建皇帝及其权力。第十六回元春省亲,在极度热闹繁华的场面之下,作者竟让元春说:“当日既送我到那不得见人的去处”,“田舍之家,虽虀盐布帛,终能聚天伦之乐;今虽富贵已圾,骨肉各方,然终无意趣。”清代有一位评论者说:“绝不及皇家一语,而隐然有一专制君主之威在其言外,使人读之而自喻”[13],显然,这个评论者看出了曹雪芹的反对皇权的思想。还是这一回,作者让赵嬷嬤与王熙凤在议论到康熙南巡时,竟把这件“当年太祖皇帝仿舜巡的故事”,说成是“虚热闹”,这表现了作者何等的胆量!“虚热闹”三个字,把当时所谓的“南巡盛典”彻底揭穿。前面已经提到,对待康熙的南巡,作者的祖父曹寅是竭尽全力并且把它作为无上光荣来接待康熙的,曹寅至死未能清理的大量亏空,与康熙的南巡是有直接关系的,这也成为后来曹頫被抄家的一个重要原因。曹雪芹对待南巡的评价和曹寅当日对待南巡的态度,恰好成为鲜明的对照。特特应该注意的是,在曹雪芹癸未除夕去世前,乾隆已经进行了三次南巡,在十六回残本(甲戌本)《石头记》以前,乾隆也已经进行过了第一次南巡(乾隆十六年,公元1751)。这时,正是曹雪芹继续写《红楼梦》的时候,此回书首见于十六回残本《石头记》,则被曹雪芹评为“虚热闹”的南巡,虽然写的是“二、三十年”以前的康熙的事,实际上也完全可以包括乾隆的首次南巡在内,不过曹雪芹只是“眼前有景道不得”,故尔只提“二、三十年”以前的事而已。还是这一回,作者竟让林黛玉把“前日圣上亲赐”后来又经北静王转赠的“𦵾苓香念珠”说成是“什么臭男人拿过的”。这句话,表面上看,是写林黛玉的孤癖和娇气,骨子里却是把封建皇帝和王爷加以一笔抹倒,统统成了“臭男人”。四十六回作者写鸳鴦抗婚时,竟让愤怒已极的鸳鴦发出了这样决绝的话:“我是横了心的。当着众人在这里,我这一辈子,別说是宝玉,便是宝金、宝银、宝天王、宝皇帝,横竖不嫁人就完了。就是老太太逼着我,我一刀子抹死了,也不能从命。”如果说,上面几条在字面上还回避了“皇帝”的话,那末,在这里连这种回避也取消了作者让作品中的人物直接喊出了“宝皇帝”这个各字,并且声明连宝皇帝要娶她,她也不嫁。这是对皇权的大胆蔑视。我们知道,乾隆在未做皇帝以前,曾封为和硕宝亲王,那末,做了皇帝以后,这个“宝亲王”也自然成为“宝皇帝”了。曹雪芹如果不愿意让自己的文字去干犯皇帝的,“尊严”的话,那末,在清代文字狱那样严酷的情况下,他不会不懂得这三个字应该回避,他之所以不回避,决不能看作是他的无知,而只能看作是他的有心。

  根据以上这些例子,我们说曹雪芹在《红楼梦》里提出了反皇权的思想,是一点也不勉强的。这与他的父祖辈对皇帝的极端驯顺的态度简直是判若水火。

  二、曹雪芹通过他的小说人物,提出了反孔孟之道、反儒家正统观念的反封建思想。

  《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是儒家的经典著作,孔孟之道的理论基础,康熙自己就说过,他八岁登极以后,就熟读四子书到能够背诵。《红楼梦》写贾宝玉上学的时候,贾政吩咐:“什么《诗经》、古文,一概不用虚应故事,只是先把‘四书’一齐讲明背熟,是最要紧的。”可是贾宝玉对这“最要紧”的四书,却“大半夹生”,“断不能背”,而偏偏喜欢“杂学旁搜”。当他读到了被禁止的“小说淫词”,“异端邪说”《会真记》以后,却如同“得了珍宝”一样,“从头细玩”,还向黛玉推荐说,“真是好文章,你要看了,连饭也不想吃呢!”而那个林黛玉呢,也是“从头看去,越看越爱,不顿販工夫,将十六出俱已看完。自觉词藻惊人,余香满口,虽看完了书,却只管出神,心內还默默记词。”前后对照,我们可以看到,贾宝玉对于宣扬孔孟之道的四书,尽管贾政对他施加了压力,仍然是“断不能背”,而对于具有一定程度的反封建思想的《西廂记》,却喜欢得如醉如痴。贾宝玉对待这两种不同思想内容的书的不同的爱儈,实际上就是作者自己的爱憎的表露。

  曹雪芹反封建正统的思想在《红楼梦》里是多方面的。他让贾宝玉说出了“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看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还说:“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须眉男子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这些话,正好与封建正统思想的“男尊女卑”倒了个格,仿佛变成了“女尊男卑”。物极必反.应该承认,在封建社会里讲出这样的话来,是具有强烈的反传统精神的,是阶级社会里妇女长期受压迫的必然反映,它的精神就是要求男女平等,就是对封建夫权的否定,这种要求平等的思想,还表现在贾宝玉对待兄弟、对待丫环奴仆等等方面。贾宝玉的这种思想与封建正统的等级观念、与封建社会里的等级制秩序是完全对立的。

  与这个问题相联系的是曹雪芹通过他的艺术形象,提出了反对封建包办婚姻,主张姻婚自由的思想。

  特别是曹雪芹以极大的笔力,描写了贾宝玉与贾政的尖锐冲突,任凭贾府里的孔老二贾政的板子打得多么重,贾宝玉始终投有屈服,这反映了贾宝玉与贾政之间两种思想、两条政治道路的冲突是不可调和的,同时也反映了封建父权制的破产。

  三、曹雪芹通过他的小说人物,坚决否定了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道路——仕途经济。

  “学而优则仕”,这是儒家对于“学”的一个根本态度,根本目的,也就是说读书就是为了做官。地主阶级一直用这一思想来培养它的下一代,特別是封建统治阶级设置的科举制度,既是宣扬孔孟之道实行思想控制的一种强有力的办法,也是牢笼天下知识分子的一种手段。曹雪芹通过他的小说人物,对这种贯彻“学而优则仕”的精神的科举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攻击。他把这种孜孜于“仕途经济”的人骂为“须眉浊物”,“国贼禄蠹”,他认为“八股时文”不过是“饵名钓禄之阶”。他反对封建阶级“君子杀身以成仁”这类的话头,认为“文死谏,武死战”不过是“须眉浊物”们的“沽名钓禄”的把戏,甚至他把薛宝钗、史湘云等劝他留心“仕途经济”的话都看作是“混帐话”。贾宝玉坚决反对走“仕途经济”的道路,也就是曹雪芹对科举制的批判和否定,这反映了封建社会末期,封建地主阶级用来牢笼知识分子的这种思想(“学而优则仕’)和这条道路已经濒于破产了。

  四、曹雪芹的《红楼梦》是以第四回四大家族为其总纲的,是写政治斗争的书。作者以贾家为中心,旁及史、王、薛三家,极其深刻地揭露了地主阶级对广大劳动人民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揭露了几十条人命案的真相,歌颂了奴隶们的反抗和斗争,揭露了统治阶级内部的尖锐矛盾,特別是他用极其真实生动的描写,揭露了地主阶级日常生活的奢侈浪费和享乐腐化,揭露了这个阶级政治上的没落、经济上的枯竭、精神上的腐朽和崩溃,从而宣告了这个阶级的不可避免的没落的命运。

  曹雪芹精心描写的这个封建贵族大家庭的没落命运,是有极高的典型意义的。清代的一个评论者说:“雪芹纪一世家,能包括百千世家。假语村言,不啻晨钟暮鼓”[14]。“包括千世家”,当然就不是个別的或少数几家贵族地主家庭的问题,而是整个地主阶级了,应该说这个评论者在这一点上是说对了的。但是,曹雪芹为地主阶级敲响的,根本不是什么为地主阶级起警钟作用的“晨钟暮鼓”,而是宣告它们的死亡命运的丧钟!

  《红楼梦》所包含的思想当然远不止这几个方面,我们仅仅举出这些以与曹雪芹的父祖辈的思想对照,我们不能不承认:曹雪芹决不是这个奴才家世里培养出来的封建地主阶级的忠实奴才,而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叛逆者!《红楼梦》极其深刻地反映了封建思想体系已经腐朽无力和日趋瓦解,而反映资本主义萌芽的新的思想,已经不可遏制地突破重重阻力成长起来

自传说的再批判

  1921年,胡适在他的《红楼梦考证》里提出了《红楼梦》是作者的自传的说法。胡适说:“我们看了这些材料(按:指曹雪芹个人和他的家世的材料),大概可以明白《红楼梦》这部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了。”俞平伯先生接着在1922年写出了《红楼梦辨》(1923年出版),他说:“我们有一个最主要的观念,《红楼梦》是作者的自传。”他们的自传说有许多说法,概括起来,不过就是两点:一,《红楼梦》是作者的自传,曹雪芹就是贾宝玉,曹頫就是贾政。二,《红楼梦》不过是“平淡无奇”,“破闷醒目,避世消愁”的“闲书”,“不得入于近代文学之林”。

  胡适派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在古典文学领域内,毒害青年达三十余年之久,一直到1954年,在伟大领袖毛主Xi的亲自领导和发动下,才得到了认真的清算。伟大领袖毛主Xi是十分重视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的,毛主Xi对于《红楼梦》的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分析,使我们能够正确地认识这部伟大小说的政治历史内容,扫除了那些唯心主义的迷雾,也使我们更加能够看清楚自传说的反动性。

  胡适声言他的自传说是建立在“曹雪芹的个人和他的家世的材料”的基础上的。这完全是欺人之谈。事实上,胡适仅仅看到一部分“曹雪芹的个人和他的家世的材料”,故宫保存的大批有关曹家的档案材料,他根本没有看到过。何况即使根据他所见到的那些材料,也根本不能成为他的自传说的根据。

  实际上,自传说本身就是矛盾重重,不能成立的:

  一、《脂硯斋重评石头记》十六回残本(甲戌本)及脂京本(庚辰本)的开头,明明写着:“作者自云,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一书也。故曰‘甄士隐’云云。”“又何妨用假语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来,以慌人之耳目哉。故曰‘贾雨村’云云。”

  这里,作者开头就声明他写的《红楼梦》已经将“真事隐去”,而是“用假语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来”。既然是“真事隐去”,“假语村言”,怎么还可能是自传呢?难道有“假语村言”的自传的吗?

  二、按照胡适的说法,曹頫就是贾政,则毫无疑问,曹寅就应该是贾代善,而賈母就应该是曹寅的妻子李氏。《红楼梦》一开始,賈代善已死,就剩下贾母。我们知道曹寅死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七月二十三日,死前盐政亏空达到五百二十余万两。李煦在奏折里说:“无貲可赔,无产可变,身虽死而目未瞑,此皆曹寅临终之言。臣思曹寅寡妻(请注意,这就是胡适心目中的贾母)幼子,拆骨难偿,但钱粮重大,岂容茫无着落。”请再看看曹颙奏折里的这段话:“自奴才父故后,奴才母子孤苦伶仃,孑然无倚,且又钱粮亏欠,粉身莫赎.乃蒙万岁破格天恩,俾钱粮得以清补全完,不特奴才母子身家性命得荷矜全”。请看看这里的李氏,与《红楼梦》里的賈母,难道有一丝一毫联系得上吗?

  三、《红楼梦》里写到元妃省亲。元妃是贾政的女儿,宝玉的姐姐。按照胡适的自传说,元妃就应该是曹頫的女儿,曹雪芹的姐姐。但是至今还没有材料能证实曹雪芹有这样的一个姐姐。我们知道曹寅的长女嫁给鑲红旗訥尔苏郡王,倒是一个“妃”,但这仍旧帮不了自传说的忙。因为:一,这样一来,这个“妃”就不是雪芹的姐姐,而是雪芹的姑妈了,因而也就不是宝玉的姐姐,也就不应该用“春”字来排行,而应该是宝玉的姑妈了。二,曹寅的长女嫁给讷尔苏郡王,是康熙四十五年十月,离曹雪芹的出生还有八年[15],按自传说的说法,也就是离贾宝玉的出生还有八年。可是《红楼梦》里却说元春在未出嫁前,就已对宝玉“手引口传,教授了几本书,数千字在腹內了”。一个还没有出生的人,怎么能够接受教育,并且“数千字在腹内了”呢?

  四、根据脂批,我们知道曹雪芹《红楼梦》的后三十回原稿的情节,在贾家被抄家后,賈赦、宝玉、王熙凤等都被捕入狱,宝玉最后的结局是出家,即“悬崖撒手”。按照自传说的说法,那末,曹雪芹还得进监狱,并且还得当和尚。然而,我们知道曹家抄家以后回到北京,曹雪芹并没有进监狱,倒是在宗学里面任过事,后来也只是贫居西郊,闭门著书,并没有当和尚。

  胡适说:他的自传说,是建立在有关曹雪芹个人和他的家世的材料的基础上的,我们翻检了这些材料,却证明,胡适派的自传说所侈谈的“基础”,在这些材料面前,只能宣告彻底破产。

  自传说的创始人的直接目的,是为了妄图抵制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自传说本身的要害,是在于反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典型论,从而抹杀和掩盖这部作品的强烈的思想锋芒,他们妄图把经过作家典型化的并且具有鲜明的思想倾向性的作品,还原为琐琐屑屑的生活素材,从而取消作品的思想性,取消《红楼梦》所反映的极其深刻的阶级斗争的内容。只要看一看主张自传说的人对《红楼梦》的结论就可以明白其用意了。胡适从反动的政治立场出发,说什么《红楼梦》是一部“平淡无奇的自然主义”的小说。其妄图一笔抹倒《红楼梦》的用心,不是昭然若揭吗?

  《红楼梦》是一部写阶级斗争的书,是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我们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认真阅读这部书,彻底批判地主资产阶级歪曲这部书的各色各样的谬论。围绕着《红楼梦》的评论的斗争是不会止息的,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继续战斗!

  [[1]《列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列宁选集》第二卷264頁。

  [2]关于曹雪芹的生卒年,历来有爭論,我們认为說他生于康熙五十四年乙未(1715),卒于乾隆二十八年癸未(1764)除夕,較为合理。按照这个生卒年来計算,則他的生年上距李自成的大顺政权(1644年建于北京)七十来年,他的卒年,下距太平天国(1853年建于南京)八十多年,刚好处于两次农民大革命的高潮的中間。

  [3]錢泳:《履园丛話》,卷一。

  [4]昭槤,《嘯亭續录》卷二,“本朝富民之多”条。

  [5]見《苏州織造李照奏折》第27頁。

  [6]《雍正朱批谕旨》第四十五冊。

  [7]《南巡盛典》卷六十七:《祀典》。

  [8] 按“包衣”是满語的音譯,意思是“家里的”“家下人”,也就是家奴,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在給康熙的奏折里曾反复說“臣系家奴”“包衣老奴”等等。他的伯父曹颙和父亲曹頫也同样經常这样自称。

  [9]按清代的內务府,是专管皇家的財产、收入、饮食、器用、玩好和各項日常生活瑣事、各种有关礼仪的“管家衙門”。

  [10]見《內务府总管赫奕等奏:为江宁織造曹寅病故,請补放缺額折》康熙五十一年十月十五日。

  [11]見《內务府奏請将曹頫給曹寅之妻为嗣,并补放江宁織造之缺折》,康熙五十四年正月十二日。

  [12]参見周汝昌《紅楼梦新証》第四节,少文,《記楝亭图咏卷》,《文物》1963年第六期。

  [13]俠人:《小說丛話》。

  [14]俠人:《小說丛話》。

  [15]按曹雪芹的生年康熙五十四年(1715)算。

【原载】 《文物》1974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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