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七子 竹林七贤 初唐四杰 沈宋 王孟韦柳 高岑 大历十才子 韩孟

建安七子

  建安年间(196~220)七位文学家的合称。最早提出“七子”之说的是曹丕。他在《典论·论文》中说:“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这七人大体上代表了建安时期除曹氏父子而外的优秀作者,所以“七子”之说,得到后世的普遍承认。

  “七子”的生活,基本上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他们在汉末的社会大战乱中,尽管社会地位和生活经历都有所不同,但一般都不能逃脱颠沛困顿的命运。后期他们都先后依附于曹操,孔融任过少府、王粲任过侍中这样的高级官职,其余也都是曹氏父子的近臣。不过,孔融后来与曹操发生冲突,被杀。由于七人归附曹操时间先后不同,所以各人的前后期不存在一个统一的界限。孔融在建安元年(196),徐干、阮瑀在建安初,陈琳在建安五年,王粲在建安十三年,刘桢、应玚在建安十三年后。与他们的生活道路相对应,“七子”的创作大体上也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作品多反映社会动乱的现实,抒发忧国忧民的情怀。主要作品有王粲《七哀诗》、《登楼赋》,陈琳《饮马长城窟行》、阮瑀《驾出北郭门行》、刘桢《赠从弟》等,都具有现实意义和一定的思想深度;但有些作品情调过于低沉感伤,如阮瑀《七哀诗》、刘桢《失题》“天地无期竟”等。后期作品则大多反映他们对曹氏政权的拥护和自己建立功业的抱负,内容多为游宴、赠答等;但有些对曹氏父子的颂扬,带有清客陪臣口吻,显露出庸俗的态度。然而,无论前、后期,“七子”的创作都是积极、健康的内容占着主导地位。

  “七子”的创作各有个性,各有独特的风貌。孔融长于奏议散文,作品体气高妙。王粲诗、赋、散文,号称“兼善”,其作品抒情性强。刘桢擅长诗歌,所作气势高峻,格调苍凉。陈琳、阮瑀,以章表书记闻名当时,在诗歌方面也都有一定成就,其风格的差异在于陈琳比较刚劲有力,阮瑀比较自然畅达。徐干诗、赋皆能,文笔细腻、体气舒缓。应玚亦能诗、赋,其作品和谐而多文采。“七子”的创作风格也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这也就是建安文学的时代风格。这种时代风格的具体内容及其形成原因,便是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所说的:“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

  “七子”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他们与“三曹”一起,构成建安作家的主力军。他们对于诗、赋、散文的发展,都曾作出过贡献。

  在诗歌方面,“七子”以写五言诗为主。五言诗是直到东汉后期才兴盛起来的新诗体,桓、灵之世“古诗”的出现,标志着五言诗已经初步成熟。而“七子”的优秀五言之作,写得情采飞扬,变化多致,使五言诗在艺术上更臻于精美。如徐干的《室思》就比同一题材的《青青河畔草》或《冉冉孤生竹》写得细腻深厚。而陈琳《饮马长城窟行》、阮瑀《驾出北郭门行》等都作于汉末战乱发生之前,其写作时间不一定比“古诗”晚,它们在五言诗发展史上的重要性就更加值得重视。

  在辞赋方面,“七子”写了大量的小赋,他们在张衡、蔡邕等已经取得的成就基础上,为小赋的进一步繁荣作出了贡献。“七子”的小赋有三点值得注意:①取材范围更加扩大,题材的普通化、日常化进一步冲淡了过去大赋的贵族性质;②反映社会现实的功能更趋加强,直接描写政治事件的作品有所增多;③抒情色彩愈益浓厚。对于“七子”的赋,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曾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也表示了同样的意见,还特别认为王粲、徐干二人是曹魏一代的“赋首”,说他们可与宋玉、司马相如、左思、潘岳等并列。

  在散文方面,孔融的章表,陈琳、阮瑀的书记,徐干、王粲的论说文,在当时都能独树一帜。它们的共同优点就是曹丕所说的“文以气为主”(《典论·论文》),贯注了作者独特的气质。“七子”散文名篇有孔融《荐祢衡疏》、《与曹公论盛孝章书》,陈琳《移豫州檄》、《为曹洪与魏太子书》,阮瑀《为曹公作书与孙权》,王粲《务本论》、《荆州文学记官志》等。“七子”散文在形式上有逐步骈化的趋向,尤以孔融、陈琳比较显著。他们的一些作品对偶整饬,又多用典故,成为从汉末到西晋散文骈化过程中的一个不能忽略的环节。

  “七子”著作,原集皆已佚,今独存徐干的政治伦理专论《中论》。明代张溥辑有《孔少府集》、《王侍中集》、《陈记室集》、《阮元瑜集》、《刘公干集》、《应德琏休琏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清代杨逢辰辑有《建安七子集》。

竹林七贤

  三国魏末七位名士的合称。他们是谯国嵇康、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内向秀、沛国刘伶、陈留阮咸、琅邪王戎。由于他们互有交往,而且曾集于山阳(今河南修武)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称竹林七贤。七人的思想倾向略有不同。嵇康、阮籍、刘伶、阮咸始终服膺老庄,越名教而任自然,山涛、王戎则好老庄而杂以儒术,向秀则主张名教与自然合一。在政治态度上的分歧比较明显。嵇康、阮籍、刘伶等仕魏而对执掌大权、已成取代之势的司马氏集团持不合作态度。向秀在嵇康被害后被迫出仕。阮咸入晋曾为散骑侍郎,但不为司马炎所重。山涛起先“隐身自晦”,但40岁后出仕,投靠司马师,历任尚书吏部郎、侍中、司徒等,成为司马氏政权的高官。王戎为人鄙吝,功名心最盛,入晋后长期为侍中、吏部尚书、司徒等,历仕晋武帝、惠帝两朝,至八王乱起,仍优游暇豫,不失其位。

  七人在文学创作上成就不一。阮籍的五言诗,嵇康的散文,在文学史上都占重要地位。向秀的赋,今存唯《思旧赋》一篇,篇帙短小,感情深挚,亦称名作。刘伶有散文《酒德颂》,风格与阮籍《大人先生传》颇相接近。他的五言诗也有一定水平,但今存作品很少。阮咸精通音律,然而在文学方面没有留下作品。山涛、王戎虽擅清言,但似乎不长于文笔。《隋书·经籍志》著录山涛有集5卷,今所见佚文,全部是奏启文字,文学价值不大。王戎的著作则很少。

初唐四杰

  初唐文学家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的合称。《旧唐书·杨炯传》说:“炯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以文诗齐名,海内称为王杨卢骆,亦号为四杰。”

  四杰齐名,原指其诗文而主要指骈文和赋而言。《旧唐书·杨炯传》记张说与崔融对杨炯自说“愧在卢前,耻居王后”的评论,《旧唐书·裴行俭传》说他们“并以文章见称”等,所说皆指文。《朝野佥载》卷六记“世称王杨卢骆”后,即论杨炯、骆宾王之“文”为“点鬼簿”、“算博士”,所引例证为一文一诗,则四杰齐名亦兼指诗文。后遂主要用以评其诗。杜甫《戏为六绝句》有“王杨卢骆当时体”句,一般即认为指他们的诗歌而言;但也有认为指文,如清代宗廷辅《古今论诗绝句》谓“此首论四六”;或认为兼指诗文,如刘克庄《后村诗话·续集》论此首时,举赋、檄、诗等为例。

  四杰名次,亦记载不一。宋之问《祭杜学士审言文》说,唐开国后“复有王杨卢骆”,并以此次序论列诸人,为现所知最早的材料。张说《赠太尉裴公神道碑》称:“在选曹,见骆宾王、卢照邻、王勃、杨炯”,则以骆为首。杜甫诗句“王杨卢骆当时体”,一本作“杨王卢骆”;《旧唐书·裴行俭传》亦以杨王卢骆为序。

  四杰的诗文虽未脱齐梁以来绮丽余习,但已初步扭转文学风气。王勃明确反对当时“上官体”,“思革其弊”,得到卢照邻等人的支持(杨炯《王勃集序》)。他们的诗歌,从宫廷走向人生,题材较为广泛,风格也较清俊。卢、骆的七言歌行趋向辞赋化,气势稍壮;王、杨的五言律绝开始规范化,音调铿锵。骈文也在词采赡富中寓有灵活生动之气。陆时雍《诗镜总论》说“王勃高华,杨炯雄厚,照邻清藻,宾王坦易,子安其最杰乎?调入初唐,时带六朝锦色。”四杰正是初唐文坛上新旧过渡时期的人物。

沈宋

  初唐诗人沈佺期和宋之问的合称。他们的五七言近体诗歌作品标志着五七言律体的定型。《新唐书·宋之问传》:“魏建安后迄江左,诗律屡变。至沈约、庚信,以音韵相婉附,属对精密。及之问、沈佺期,又加靡丽,回忌声病、约句准篇,如锦绣成文。学者宗之,号为‘沈宋’。”

  唐初以来诗歌声律化及讲究骈对的趋向日益发展。沈佺期、宋之问等人更在以沈约、谢朓等为代表的永明体基础上,从原来的讲求四声发展到只辨平仄,从消极的“回忌声病”发展到悟出积极的平仄规律,又由原来只讲求一句一联的音节、协调发展到全篇平仄的粘对,以及中间二联必须上下句属对,从而形成完整的律诗。中唐独孤及《皇甫公集序》说:“至沈詹事、宋考功,始裁成六律,彰施五色,使言之而中伦,歌之而成声,缘情绮靡之功,至是乃备。”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序》更指出:“沈宋之流,研练精切,稳顺声势,谓之为律诗。由是而后,文体之变极焉。”沈宋以前,象四杰中王勃、卢照邻、骆宾王的律诗,前后失粘的还相当多,且多为五律。沈宋使五律更趋精密,完全定型,如沈佺期的《仙萼亭初成侍宴应制》、《夜宿七盘岭》,宋之问的《麟趾殿侍宴应制》、《陆浑山庄》等;又使七律体制开始规范化,如沈佺期的《兴庆池侍宴应制》、《奉和春日幸望春宫应制》,宋之问的《奉和春初幸太平公主南庄应制》、《三阳宫石□侍宴应制》等。沈宋都曾为宫廷诗人,所作律诗多为应制奉和之作,内容虽无甚可取,但词采精丽,且数量较多,又大都合律,使律诗的粘对规律逐渐为一般诗人所遵守,影响甚大,为近体诗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王孟韦柳

  盛唐王维、孟浩然、中唐韦应物、柳宗元的合称。为唐代继承陶渊明田园诗而发展成独特的唐代山水田园诗歌流派的代表。这四人的遭遇、诗风并非完全相同,但在山水田园诗歌创作上,都有较高的独特成就,并且在艺术风格上有某种相同或相近之处。王维是朝廷清贵,晚年山居消闲,诗的题材较广,有清华、典雅、壮健、平淡等多种风格;孟浩然是济世之心不遂,终于隐遁,比较集中地写山水田园诗;韦应物做地方官吏,比较关心民生,既有涉及社会方面的诗,也有写闲适境界的诗;柳宗元参加政治革新集团失败,长期被贬谪而死,其诗主要抒发愤激不平之情,也有一部分山水诗。

  过去诗论家对四家诗意见不一致,如王世贞以为“摩诘才胜孟襄阳”(《艺苑卮言》),苏轼以为柳诗在“韦苏州上”(《东坡题跋》),王士祯又以为韦诗在“柳柳州上”(《分甘余话》)。但四家诗又都有继承陶渊明传统的一面,即内容写自然景物,风格清微淡远。陈师道以为王维学陶渊明,“得其自在”(《后山诗话》);吕本中以为孟诗“自然高远”(《童蒙诗训》);苏轼以为韦、柳“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澹泊”(《书黄子思诗集后》),大致是一个意思。后来,王士祯主张神韵,就是以这一流派为宗尚的。

高岑

  盛唐诗人高适和岑参的合称,为盛唐边塞诗歌代表诗人的专称。但“高岑”并称,则始于他们的好友杜甫《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适、虢州岑二十七长史参三十韵》:“高岑殊缓步,沈鲍得同行。”说他们两人成名较晚,而才学堪比沈约、鲍照,原非专称。

  高适、岑参的诗以“悲壮为宗”(胡应麟《诗薮》)。他们都积极进取,但长期功名失意。一再出塞谋求报国立功,对仕途坎坷和边塞生活有着深刻体验。所作主要以边塞战争、塞上风光和仕途艰难为题材,善于运用七言古诗等体裁,表现报国安边、治国安民的壮志和奋发进取的精神,或抒发怀才不遇、功业无成的悲愤。其诗意气豪迈,情辞慷慨,奇偶相生,手法多样。这是他们共同的地方。

  由于生活经历、个性、文学思想和渊源等差异,高适、岑参的诗又有重要区别。“高悲壮而厚,岑奇逸而峭”(王士祯《师友师传续录》)。高适善于反映战士和农民的疾苦,暴露现实,笔调严谨,直抒胸臆,以常语感人;岑参擅长讴歌胜利,描绘奇境,抒发豪情,寓情于景,以奇语动人。

  高、岑边塞诗成就最高。近人以“高岑”并称往往是因其边塞诗。同时,唐代边塞诗派也被称为“高岑诗派”,诗风相近的王之涣、王翰、王昌龄、崔颢、李颀等人均被列入此派。

大历十才子

  唐代宗大历时期的十位诗人为代表的一个诗歌流派,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偏重诗歌形式技巧。姚合《极玄集》卷上“李端”名下注云:李端与“卢纶、吉中孚、韩翃、钱起、司空曙、苗发、崔洞(一作“峒”)、耿湋、夏侯审唱和,号十才子。”《新唐书·卢纶传》也说:“纶与吉中孚、韩翃、钱起、司空曙、苗发、崔峒、耿湋、夏侯审、李端皆能诗齐名,号大历十才子。”葛立方《韵语阳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王应麟《玉海》亦采此说。但在宋代,对“十才子”究竟指哪十人,已有异说。南宋计有功《唐诗纪事》载“大历十才子,……卢纶、钱起、郎士元、司空曙、李端、李益、苗发、皇甫曾、耿湋、李嘉祐。又云:吉顼、夏侯审亦是。或云:钱起、卢纶、司空曙、皇甫曾、李嘉祐、吉中孚、苗发、郎士元、李益、耿湋、李端。”严羽《沧浪诗话·诗评》把冷朝阳列入“大历才子”,但未明确为“十才子”之一。清人异说更多,见王士祯《分甘馀话》卷三、黄之隽《大历十才子诗跋》(《□堂集》卷二十四)、管世铭《读雪山房唐诗钞》卷十八、翁方纲《石洲诗话》卷二,均有辨析。大概因为原十才子中有几家(如苗发、崔峒、耿湋、夏侯审、吉中孚)今存诗不多,后世诗评家才以己意加以增删,实应以《极玄集》、《新唐书》所记为可信。

  十才子大多是失志失意的中下层士大夫,也多半是权门清客。明代胡震亨《唐诗癸签·谈丛》说:“十才子如司空(曙)附元载之门,卢纶受韦渠牟之荐,钱起、李端入郭氏贵主之幕,皆不能自远权势。”因而多投献应酬之作。但在他们失意的仕途和战乱的宦旅生活中,也间有反映现实和体验真实的作品。他们都擅长五言近体,善写自然景物及乡情旅思等,语词优美,音律谐和,但题材风格比较单调。清代管世铭指出:“大历诸子实始争工字句,然隽不伤炼,巧不伤纤,又通体仍必雅令温醇、耐人吟讽。”(《读雪山房唐诗钞》)这是他们共同的艺术特色。

韩孟

  中唐诗人韩愈、孟郊的并称。韩孟是“元和体”中以“奇诡”和“矫激”著称的两家。孟郊年长于韩愈18岁,而韩愈说要“低头拜东野”(《醉留东野》),作《双鸟诗》比喻二人一鸣而万物皆不敢出声。孟郊也有“诗骨耸东野,诗涛涌退之”(《戏赠无本》)的话。二人联句,达13首之多。这是两家诗并称的一个来由。唐人有“孟诗韩笔”之称,则是指一诗一文而言。宋人梅尧臣始以韩孟诗并称。《读蟠桃诗寄子美永叔》说:“韩孟于文词,两雄力相当。偶以怪自戏,作诗惊有唐。”是专就诗而言。大抵两家诗艺术上的共同点是“用思艰险”,不同处是韩诗雄富,境界壮阔,孟诗清苦,风格瘦硬。黄庭坚以为孟胜于韩,苏轼、元好问、施补华则以为孟不及韩。赵翼《瓯北诗话》以为“二人工力悉敌,实未易优劣”。刘熙载《艺概》以为“韩之推孟也至矣,后人尊韩抑孟,恐非韩意”。近代“同光体”诗人,也都主张并学韩、孟,不分轩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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